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及其脑卒中、心肌梗死、慢性肾疾病等主要并发症严重消耗社会和医疗资源，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1]。2014年北京市18～79岁常住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达到34.9%。而在死因构成中，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分别占25.4%和20.7%^[2]。高血压的控制政策主要是药物治疗与生活方式干预^[3]，本研究通过分析2014年北京市成年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已知高血压患者的相关数据，了解高血压患者不同控制血压措施的情况以及控制效果。

1. 研究对象：北京市18～79岁的常住居民。常住居民为在过去1年内，在北京居住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的居民。现场调查时间为2014年9－11月。

2. 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样本量采用公式deff 进行计算^[4]，α＝0.05，概率P取2011年北京市糖尿病患病率8.9%^[5]，相对误差r＝15%，设计效率deff＝1.8；考虑年龄、性别分层共6层，计算所需总样本量为18 875人。首先根据各区（县）人口将调查对象分配到各区（县），并按容量比例抽样（PPS）的方法在各区（县）内随机抽取1～6个街道/乡镇[街道/乡镇的多少取决于区（县）的人口数]；每个街道/乡镇内按照PPS方法抽取5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整群抽取100例左右的调查对象。最终在全市16个区/县共抽取36个街道/乡镇180个社区共计19 815例≥18岁常住居民。本次调查不包括孕妇。

3.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且合格的调查员以面对面的方式询问，包括人口学特征和慢性病患病及其主要危险因素等内容。本研究分析的是其中2 229名已知自己是高血压患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内容包括调查问卷中所涉及到的人口统计学相关问题，“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控制血压（多选）”以及现场身体测量时的血压水平。本研究通过北京市CDC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编号：2014第3号），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4. 指标定义：高血压：测量时SBP≥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DBP≥90 mmHg，或近两周内服用降压药物；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为城区，其他10个区为郊区；年龄组分为18～、45～和60～79岁3组；已知高血压：调查对象在问卷调查中选择“曾被医生诊断过高血压”。

5. 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类变量使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分类变量单因素组间比较使用 χ²检验，多因素组间比较使用logistic回归。

1. 一般情况：2 229名已知高血压的调查对象中，男性1 099人（49.3%），女性1 130人（50.7%）；18～、45～和60～79岁组分别有367人（16.5%）、1 210人（54.3%）和652人（29.2%）；城区1 370人（61.5%），郊区859人（38.5%）；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340人（15.3%），初中877人（39.4%），高中647人（29.0%），大学及以上363人（16.3%）；婚姻状况未婚44人（2.0%），在婚或同居2 029人（91.1%），离异、丧偶或分居154人（6.9%）；户籍为北京的1 895人（85.3%），非北京327人（14.7%）。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表选项

2. 已知高血压调查对象所采取的控制血压措施：在2 229名已知高血压的调查对象中，未采取任何措施的157人（7.0%）；遵医嘱服药的1 778人（79.8%），有症状时服药的184人（8.3%）；控制饮食的500人（22.4%）；运动的528人（23.7%）；血压监测的492人（22.1%）。见表 2。遵医嘱服药方面，女性、年龄大、城区、独居、北京户籍人群做得更好；控制饮食方面，女性、年龄大、高文化程度人群做得更好；在运动方面，年龄大、城区、高文化程度人群做得更好；在血压监测方面，女性和年龄大人群做得更好。男性、低年龄段、高中程度文化、未婚和非北京户籍人群更多选择不采取任何措施；有症状时服药者中，非北京户籍人群较多。见表 3。

表 2 已知高血压调查对象的不同控制血压措施

表选项

表 3 不同特征人群对于不同控制血压措施的选择

表选项

3. 各项干预措施的效果比较：

（1）单因素 χ²检验：将监测现场测量的血压值超过140/90 mmHg判断为血压升高，以此了解不同干预措施的控制效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选择未采取任何措施和有症状时服药的人群现场测量时血压升高率高于未选择这两个选项的高血压调查对象，选择遵医嘱服药者，现场测量血压升高的比例低于未选择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4 不同干预措施干预效果的单因素 χ²检验

表选项

（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2 229名高血压调查对象现场测量血压是否升高作为因变量，将其所采取的各种控制血压措施以及性别、年龄、城郊等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采取任何措施者现场测量血压升高的比例高于采取措施者，而遵医嘱服药则对已知高血压的调查对象有保护作用；性别、城郊、文化程度、户籍也与现场测量血压是否升高相关。见表 5。

表 5 各项控制措施与控制血压效果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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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合干预措施及单独某一项干预措施之间的效果比较：虽然以上两步分析能够反映一些效果，但这种效果受到同时选择不同干预措施所造成的混杂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高血压控制效果，将只选择某组合干预措施调查对象的现场血压测量结果进行比较。遵医嘱服药的综合干预措施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选择遵医嘱服药，但选择了控制饮食、运动和血压监测的12名高血压患者，其现场血压测量结果均为高血压，见表 6。

表 6 组合干预措施的效果比较

表选项

已有研究提示，高血压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常见慢性病，药物治疗作为高血压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能够使90%左右的高血压患者血压降至正常，从而减少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1, 6]}。本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高血压人群中选择遵医嘱服药的占79.8%，而选择未采取任何措施和有症状时服药的分别占7.1%和8.3%，提示大部分高血压人群能遵医嘱服药，依从性比较高。选择了未采取任何措施和有症状时服药的人群现场测量血压升高率明显高于未选择这两个选项的高血压调查对象；而选择遵医嘱服药者，现场测量血压升高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未选择者。而不选择遵医嘱服药者，仅仅采取其他综合干预措施，控制血压的效果与遵医嘱服药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坚持遵医嘱服药，并宣传其重要性依然是今后高血压防控工作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很多研究显示，高血压的治疗不仅是单纯的药物治疗，辅助性治疗同样重要^[7]。除药物治疗外，医生应该重视对高血压的综合治疗，对高血压患者进行综合干预，可有效控制高血压，降低其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8]。本研究显示，控制饮食、运动和血压监测三项综合干预措施在高血压患者中被选择的比例不高，分别为22.4%、23.7%和22.1%，而选择这三项干预措施的数量较少可能是结果无统计学意义的主要原因，也可能是非药物干预适宜技术缺乏所致。提示高血压患者对于药物治疗外其他综合干预的接受程度不高，今后应提高患者对非药物干预的重视程度、依从性和技能。

与杨晓辉等^[9]直接分析不同特征人群血压控制效果的方法不同，本研究是分析不同特征人群所采取的不同控制措施及控制效果。在选择“遵医嘱服药”、“控制饮食”、“运动”和“血压监测”等正确干预措施方面，女性、城区、北京户籍、文化程度高的人群相对所占的比例较大，而在“未采取有效措施”和“有症状时服药”这两方面，男性、非北京户籍等选择的比例较高。这提示对于多年来高血压干预的防控和宣传措施，不同人群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不同，男性、非京籍、低文化程度的人群是今后高血压患者干预的优先目标人群。

对于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本研究显示，遵医嘱服药与未选择遵医嘱服药者其血压控制效果的差异，而不采取任何措施的人群在血压测量时血压的升高比例明显高于采取措施的人群，这与其他国内外多项研究的结果吻合^[10-12]。在“控制饮食”、“运动”和“血压监测”等方面，同时选择了和未选择遵医嘱服药者，现场血压测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反映出不同干预措施需要和遵医嘱服药相结合。

因此，对于未来高血压人群的干预，应该加重强化遵医嘱服药对于控制血压的重要作用，改正有症状时才服药的有损血压控制效果的服药习惯。同时，针对很多居民对于长期服用药物的抵触心理和更愿意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倾向，今后还需加强对高血压人群控制血压药物积极作用的宣传，引导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取各项综合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