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已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数为392.90万例（男性215.10万例，女性177.80万例）。2015年恶性肿瘤发病前十位的依次是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食管癌、甲状腺癌、子宫颈癌、脑瘤、胰腺癌，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76.64%。其中男、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分别是肺癌和乳腺癌^[1]。2015年由癌症导致的死亡数为233.80万例（男性148.00万例，女性85.80万例）。恶性肿瘤死亡数前十位依次是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腺癌、乳腺癌、脑肿瘤、白血病、淋巴瘤，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82.89%。在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癌症负担呈上升趋势^[2]。

早期癌症并无明显临床症状，大部分患者在有临床症状时才去就诊，确诊后基本为中晚期，而其中仅有不到25%的患者适合手术治疗^[3]，多数癌症的5年生存率很低^[4]，治疗产生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也非常严重^[5]。癌症筛查是癌症防控的有效手段，是降低癌症死亡率、延长生存率的关键措施^[6]。全美肺癌筛查试验和荷兰-比利时肺癌筛查研究显示，在肺癌高风险人群中采用低剂量螺旋CT可降低20%的肺癌死亡率^[7-8]；宫颈癌筛查可以有效避免宫颈癌死亡^[9]、内镜筛查可以有效降低上消化道癌死亡率^[10-11]、乳腺钼靶筛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死亡率^[12]、对结直肠癌筛查可以降低其死亡率^[13]。这些研究证据均证明在高风险人群中实施筛查是一项降低死亡率、减少社会经济负担并改善癌症预后的重要举措。

为推动和保障癌症筛查工作的开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七五”期间推出的《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2000年）》，是全国开展肿瘤防治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4]。随后，原卫生部颁布了《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年）》，以指导恶性肿瘤防控工作，明确表示以“预防为主”的指导原则。2012年，原卫生部等15个部门联合推出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提出30%的癌症高发地区开展重点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15]。201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6个部门共同制定了《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提出扩大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覆盖面，重点地区、重点癌症（肺癌、肝癌、胃癌等）早诊率达到50%^[16]。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并强调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17]。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部署做好未来5~10年的慢性病防治工作，推动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项目的实施。力求至2025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0%，高发地区重点癌症早诊率达到60%^[18]。为积极应对当前突出的健康问题，完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2019年，我国颁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并倡导实现癌症高危人群定期参加防癌体检，至2022年高发地区重点癌症的早诊率达到并超过55%^[19]。不同阶段所颁发不同要求的纲领性文件为指导癌症防控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为我国癌症筛查事业进展奠定基础。

为践行国家癌症防控战略部署，国家癌症中心开展了系统癌症筛查工作，如城市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对于城市地区高发的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和胃癌）、肝癌五大类癌症，在全国多个城市地区开展危险因素调查、高危人群评估、癌症筛查以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工作^[20]。淮河流域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对食管癌、胃癌、肝癌这3种区域性特色癌种开展综合防治，已覆盖河南、江苏、安徽、山东4个省份32个县（区）。项目开展的经验更加印证了全国性、规范性癌症筛查指南、标准对于指导全国癌症筛查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国家癌症中心积极推进我国自主性癌症筛查科技攻关，如中国癌症早期筛查项目肺癌和结直肠癌筛查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CHANCES）和上消化道癌筛查的前瞻性多中心人群随机对照研究，推动我国癌症筛查方案、指南和标准的制定，并于今年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立项中国肺癌筛查标准、中国乳腺癌筛查标准和中国结直肠癌筛查标准。

癌症筛查须满足筛查安全性、有效性、高效性和经济性的要求。由于癌症病因的复杂性、筛查技术的多样性以及全球各国、各地区参差不齐的医疗可及性，如何安全、有效、高效且经济地开展癌症筛查是目前癌症防控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癌症筛查标准和指南的制定是开展规范性癌症筛查工作的基础，对指导筛查管理决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癌症筛查的统一性和标准化操作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上基于本土研究的循证实践指南层出不穷，且指南更新速度较快。然而，由于各个国家人种遗传背景差异、癌症流行特征差异、社会文化、经济和体制不同，基于欧美人群研究证据的国际现有癌症筛查指南不能直接照搬应用于我国，是否能适用于我国人群，需要科学论证。相较于国际指南，虽然我国癌症筛查指南制定起步较晚，但已有多个专业学会等陆续发布和不断更新了一系列癌症筛查共识和指南，包括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等制定的4部结直肠癌筛查指南/共识、中国肺癌防治联盟等制定的4部肺癌筛查指南/共识及中国抗癌协会等制定的3部乳腺癌筛查指南/共识^[21-24]。但在指南制定的过程中，是否遵循指南制定标准和流程，是否具备透明性，是否能够保证指南质量为民众提供符合规范的有效筛查，是否存在尚未研究的领域，亟需从指南证据查询是否全面、制定过程是否严格、规范、透明、专家组成是否全面合理、资金资助和利益冲突的声明及管理^[25]、指南的推荐意见是否易于实施等多方面进行指南科学性和严谨性的系统评价。只有高质量的指南才能对筛查时间给予有效指导，最大程度避免筛查的潜在风险、危害和医疗资源浪费。

因此，本期重点号利用开发指南研究和评估工具Ⅱ（The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 Evaluation Ⅱ，AGREE Ⅱ）和国际实践指南报告标准（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RIGHT）国际公认的评价工具，就国内外已发表的主要高发癌症筛查指南、标准的质量进行评价和分析，清晰梳理、评价和借鉴现有国内外癌症筛查指南经验^[26-30]，为制定符合我国人群特点、癌症流行病学特征和社会卫生、经济体制的癌症筛查策略，指导符合我国国情的同质性、优质性、经济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癌症筛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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