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约81%HIV感染者知晓自己的感染状况，其中82%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且病毒被有效抑制为88%^[1]，但是距离“三个90%”防治目标还有一定差距^[1]。截至2019年12月31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累计报告HIV/AIDS 26 036例（含缅甸籍9 758例），缅甸2019年≥15岁人群新报告HIV /AIDS 9 100例，15~49岁人群HIV感染率为0.7%^[2]。德宏州毗邻缅甸，两国边境居民通婚现象较多，配偶或性伴间容易通过性途径二次传播HIV，给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本研究分析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制定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来源于村民委员会与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在册的17 594户跨境婚姻家庭（夫妻双方有一方为中国籍公民，另一方为缅甸籍公民）。

2. 研究方法：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开展全员筛查为目标的横断面调查，以问卷形式收集调查对象的信息，并同时进行HIV抗体检测。共调查35 188人。

正式调查前，预调查修改和完善调查方案及问卷。由州及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艾滋病防治局、CDC负责组织，乡镇卫生院医生及村医经培训后，携带调查问卷及采血耗材，入户调查或预约调查。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STD感染史、HIV检测等内容。知情同意后，面对面完成调查问卷，采集静脉血5 ml，HIV抗体检测采用ELISA试剂（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复检送辖区CDC艾滋病确证实验室进行蛋白印迹试验确证。

3. 相关定义：

（1）跨境婚姻家庭分为3类：①单阳家庭：夫妻双方仅一方HIV抗体阳性，单阳家庭又分为仅丈夫HIV阳性家庭和仅妻子HIV阳性家庭；②双阳家庭：夫妻双方HIV抗体均为阳性；③双阴家庭：夫妻双方HIV抗体均为阴性。

（2）高危行为特征^[3]：包括吸毒行为、非婚非商业性行为、商业性行为、STD感染史。高危行为分为：均无、仅男性有、仅女性有、均有。

4. 统计学分析：使用Excel 2010软件整理数据，使用SAS 9.4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不同特征人群的感染率并做χ²检验。根据跨境婚姻夫妻双方HIV抗体检测结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为了解HIV感染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对其自身感染HIV的影响，因变量以单阳性家庭为阳性结果、以双阴性家庭为阴性结果；为了解单阳性家庭发生配偶间二次传播进一步演变成双阳性家庭的影响因素，因变量选择以双阳性家庭为阳性结果、以单阳性家庭为阴性结果，自变量为配偶双方的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将单因素分析中P值< 0.2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模型中，并将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可能的相关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模型。双侧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人口学特征：17 594户跨境婚姻家庭中，共调查35 188人，完成HIV抗体检测的研究对象32 400人（含13 853对夫妻），30~39岁为主（44.04%）；中国籍占47.44%，缅甸籍占52.56%；跨境婚姻家庭组合以中国籍丈夫和缅甸籍妻子为主；少数民族为主（76.83%）；妻子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47.79%），丈夫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50.42%）；结婚时间≥3年为主（89.15%）。见表 1。

2. HIV感染率：研究对象HIV感染率为2.27%（736/ 32 400），其中既往HIV感染者41例。中国籍和缅甸籍的HIV感染率分别为2.44%（375/15 372）和2.12%（361/17 0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71，P=0.054）。

年龄≤29、30~、≥40岁的HIV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国籍和缅甸籍丈夫的HIV感染率分别为2.25%和2.31%；中国籍和缅甸籍妻子的HIV感染率分别为4.60%和2.11%；其他民族和汉族的HIV感染率分别为2.53%和1.44%；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HIV感染率分别为2.50%和2.75%。见表 1。

夫妻双方HIV检测结果均已知的13 853户跨境婚姻家庭中，双阴性、双阳性和单阳性家庭数分别为13 415（96.84%）、142（1.03%）和296户（2.13%），单阳性家庭分为仅丈夫阳性家庭167户（1.20%）和仅妻子阳性家庭129户（0.93%）。见表 2。

3. 高危行为特征：有吸毒史占1.52%，大多为男性；妻子中，非婚非商业性行为占1.06%，略多于丈夫；丈夫有过商业性行为占0.32%；STD感染史占0.17%；4人发生过男男性行为。见表 1。

丈夫有吸毒史的372户家庭（2.72%）；妻子发生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的107户（0.78%），丈夫发生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的有86户（0.63%）；丈夫发生过商业性行为的有41户（0.30%）。见表 2。

4. 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影响因素：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丈夫年龄≥40岁、其他民族、有吸毒史、非婚非商业性行为、商业性行为、有STD病史为HIV“男阳女阴”家庭状态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发现，丈夫的年龄≥40岁、其他民族、有吸毒史和非婚非商业性行为与HIV“男阳女阴”家庭状态相关。见表 3。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年龄≥30岁、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有STD感染史是HIV “女阳男阴”家庭状态的危险因素、结婚时间≥3年是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年龄≥30岁、结婚时间≥3年、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与HIV“女阳男阴”家庭状态相关。见表 4。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上是HIV双阳性家庭的保护性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双阳性家庭的保护因素，而丈夫有吸毒史则为双阳性家庭的危险因素。见表 5。

讨论

本研究发现，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中，中国籍配偶的HIV感染率为2.44%，缅甸籍配偶的HIV感染率为2.12%，高于2012-2015年德宏州婚检人群（0.63%）^[4]。2009年德宏州相关调查发现，5 742对夫妻中，双阳性夫妻91对（1.6%），单阳性夫妻179对（3.1%），其中127对（2.2%）仅丈夫阳性的单阳夫妻和52对（0.9%）仅妻子阳性的单阳夫妻^[5]。尽管2017-2018年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规模明显增加，但HIV感染率水平总体平稳。

既往研究发现，HIV感染者中30~50岁者较多，年龄分布与吸毒者年龄分布一致，而且30~、≥40岁的丈夫中有吸毒史的分别占2.84%、4.00%，而≤29岁的丈夫有吸毒史的占1.43%^[6-7]，说明大多男性HIV感染者在早期共用针具吸毒感染HIV。本研究也发现，有吸毒史的丈夫，感染HIV危险性更高，另外，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的丈夫，更有可能感染HIV，说明丈夫主要经性传播和吸毒感染HIV。有研究显示，吸毒行为往往伴随高危性行为，吸毒者往往有多个性伴侣，并且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早于一般人群^[8-9]。

本研究发现，妻子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是感染HIV的危险因素，由于吸毒的妻子较少，妻子主要经性传播感染^[10]。另外，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的妻子中，年龄30~、≥40岁分别占50.28%、31.28%，年龄和多性伴增加了其感染HIV的风险。结婚时间≥3年可能是HIV感染的保护因素，结婚时间 < 3年的妻子年龄较小，性观念较为开放，婚前性行为活跃。

其他民族的丈夫与其自身感染HIV相关，可能因为其他民族居住地偏远，距离缅甸人居住的村寨更近，毒品获取较容易，吸毒者更多^[11-12]。也有研究认为，其他民族的高危性行为更常见，如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低^[13-14]。

跨境婚姻的中国籍妻子的HIV感染率高于缅甸籍妻子，中国籍妻子的HIV感染率高于缅甸籍丈夫，可能是因为中国籍妻子在婚前就已感染HIV，找中国籍丈夫困难，只能找缅甸籍丈夫结婚。361名缅甸籍HIV感染者中，女性占93.35%，有研究发现，我国云南省HIV感染的缅甸籍妻子，多数未在缅甸检测HIV，她们感染HIV的主要危险因素是随意发生性行为^[15]。

妻子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HIV单阳家庭，变成双阳家庭的可能性更低，可能是其艾滋病预防知识更多、防范意识更强，降低了配偶间二次传播的风险^[16-17]。而丈夫有吸毒史的HIV单阳家庭，更有可能发展为双阳家庭。有研究发现，男性注射吸毒者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差，中断治疗的可能性较大，间接增加了HIV单阳性家庭转变为双阳性家庭的风险^[18]。

本研究存在不足。横断面研究无法收集跨境婚姻家庭HIV新发感染、夫妻间二次传播的相关资料；仅将夫妻双方HIV检测结果已知的家庭纳入多因素分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综上所述，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率较高，需要加强HIV检测、预防和行为干预。应继续加强对吸毒人群的管理和教育，提高与中国籍居民结婚的缅籍人的HIV检测率，加强安全套推广及抗病毒治疗工作，降低HIV单阳家庭中的二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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